編者按：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國400多萬名社區工作者堅守一線，在65萬個城鄉社區從事著疫情監測、出入管理、宣傳教育、環境整治、困難幫扶等工作。對于上海這樣一座特大城市而言，社會治理工作如何從疫情防控中積累經驗、整合資源，從而推動社區工作的全面進步？

特大型城市人口集聚，數據能否成為治理能力？未來如何做社會動員？鄰里守望可持續嗎？……自6月1日起，上海新聞廣播《市民與社會》欄目攜手人民網上海頻道、上海大調研、上觀思想匯等媒體推出系列節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區之治大討論，“面對突發事件”，五里橋、花木、虹橋、天平街道和吳涇鎮率先交出答卷，為未來社區治理提供新方法。

面積達21平方公里的花木街道比黃浦區還大0.43平方公里，最大一個小區轉一圈得走2萬步，一個多小時；疫情期間，最多同時有1159人居家隔離，高峰時最多一天接回了166位入境人員……然而，街道層面的公務人員只有66人。怎么保證防控疫情不出錯，守好門、看好人？

6月2日，在經歷了一次特殊疫情后，花木街道的居民代表、屬地企業、數據工程師、社區工作者、專家學者等圍坐一起，展開一場關于“數據守好門”的討論。

怎么用大數據守好門？

在花木街道城運中心數據平臺上，能看到橙、黃、藍不同顏色，這是怎么回事？原來，這塊“大屏”主要是為了便于疫情期間的人員管理，社區工作人員可以通過后臺大數據查看返滬人員情況。每個小區根據返滬人員數量進行顏色標注，紅色說明返滬人數多，需要多關注。

工作人員點開銀泰小區的30號樓，瞬間整個樓的剖面圖就展現在眼前。花木城運中心數據組人員吳玄玉介紹道：“我們現在做到了一樓一圖和一房一圖，每一戶都有對應的情況，分別用橙色、黃色和藍色頭像來代表不同地區的返滬人員。如果滿14天的隔離期，這個頭像就會變成空心頭像。”

不僅每棟樓每一戶房屋居住、出租、空置情況一目了然，老人、幼兒、殘疾人等特殊群體，黨員、志愿者、樓組長也清晰顯示。

“比方說我的小區有很多的特殊人群，殘疾人、獨居老人。這個數據平臺對于這些人群都有圖標，會提示我們去跟進，做進一步的特殊關愛服務，比如說預約口罩、購買口罩。”培花社區第九居民區黨支書記顧燕華說道。

培花社區第九居民區黨主任顧美鳳補充道：“一個獨居老人在家摔倒了，我的手機馬上就顯示出來。他通知120的時候，我們幾乎同時就知道了，然后15分鐘之內，居委人員直接到他家了。”

“用大數據平臺還可以避免反復勞動，因為如果單靠大腦記憶，難免會有遺漏，需要反復核查。在疫情期間如果出現一個遺漏，那就太危險了。”牡丹社區居民區書記羅恂說：“這個平臺很強大，只要有了基礎數據，就可以一鍵整理，大大減輕了基層社工的工作量。”

大數據會侵犯隱私權嗎？

16歲留學生在討論時談到：“我從機場回來，我們居委會的書記把我送到家里，門口裝了一個攝像頭（智能門鈴）。如果在14天內出門，就會被看到。”

在門口裝攝像頭這個行為，在法理上有出處嗎？大數據平臺的如何劃分？現場專家們“杠”了起來？

 留學生家長徐敏說：“過后我跟兒子探討這個問題，我認為其實當時的那種不自由是為了疫情過后大家的更多自由。所以提前的付出是值得的，這樣想的話我心里頭就踏實了。”

疫情期間，做了40天的志愿者姚媚說：“我生活在新加坡，跟花木非常像，它的智能化管理及社區管理。我懟一下，在這場疫情當中，我們建設起一個守望相助的平臺，我覺得理解勝過所有法律。”

然而，上海政協委員游閩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需不需要法律不能根據結果來判斷，疫情期間花木做了正確的事，所以覺得不需要法律；但是如果是錯誤的呢？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準則的。” 游閩健同時也是一名律師，他在疫情期間曾提出，各個地方的防疫措施不統一，存在一定程度的侵犯權益的問題，并建議統一一個尺度，在一些突破性、創新性的問題上尤其要慎重。

未來，大數據還能做什么？

疫情的發生，加速了社區大數據平臺的搭建。但后疫情時代，大數據能否成為社會治理能力？

吳玄玉認為，大數據平臺是很靈活的，現在是疫情的場景，之后如果遇到其他的場景，平臺的設置也可以靈活調整。

“疫情期間，我們承擔著花木街道的疫情消毒工作，工作量很大。比如我們今天知道花木有75個點位，這75個點位很模糊，如果有直觀的圖，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天熱了，花木有多少雨水井、污水井、綠化帶等，那就更好做衛生了。”花木街道除害站站長李榮賓說。

“數據應該幫助基層減負。”花木街道社區服務辦人員黃卉說：“比如，當我去社區服務的時候，突然需要交張表格，我可以直接用手機里的辦公軟件，根據需要把動態數據填進去。還可以根據數據提供的低保、殘疾人、有助餐需求的老人在哪里，及時為他們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讓我們的社區工作更主動。”

“上海智慧城市必須靠你們來建！如果不是因為這場疫情，大家積極性不會這么高！你們建了之后發現，原來有更多很好玩的用法，原來可以讓大家更省勁更有效率。”上海市信息服務業行業協會秘書長認為，再好的技術不從基層需求出發，是沒有價值的。

大數據平臺將社區工作者從繁雜的表格當中解放出來，就可以真正地投身于社區服務中去。那么在大數據的推動之下，社區工作者的思考方式和未來的工作方法能匹配嗎？

“今天的花木，正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技術賦能社會治理的一個縮影。”上海大學基層治理創新研究中心教授黃曉春認為，大數據在新一輪的城市治理中發揮了四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它解決了治理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花木街道這么大的范圍，傳統上靠有限的人力資源，很難面面俱到，信息化在這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幫助管理者時刻整合資源，及時反饋民眾需求，政府部門得以快速反應、高效處理問題。第二，城運中心對整個基層政府運行的流程管理，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監督和提升作用，它使得行政管理部門的流程迅速優化。第三，在數據平臺上，跨部門的信息協同越來越成為可能，甚至商業部門的數據也可以進入我們的治理體系，幫助更好地解決問題。最后，當我們有了海量的數據，我們的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共資源的配置，就可以做到未雨綢繆、精準布局。”（圖片均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