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社區“溫度”如何延續？鄰里守望可持續嗎？未來，大數據能否成為治理能力？公共空間、融情、大數據……6月1日至5日，上海新聞廣播《市民與社會》欄目攜手人民網上海頻道、上海大調研等媒體推出系列節目：破“疫”2020——疫情大考下的社區之治大討論，搭建多元對話平臺，通過討論五里橋、花木、虹橋、天平街道和吳涇鎮面對疫情大考的經驗，總結了一組社區“答卷”的關鍵詞，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社區治理“繡花針”。

關鍵詞一：社區“溫度”如何延續？公共空間

黃浦區五里橋街道，是上海市中心典型的高密度居住型社區。既有“弄堂迷宮”也有高端住宅。現場，五里橋街道鐵一居民區書記徐瑋捷說：“我負責的小區是臨濱江的高檔社區，曾經進小區要經過‘三重卡’之后才能和居民聯系上。 而通過此次疫情，我與該小區的60戶人家建立了聯系。“

為什么？因為社區和居民有著共同戰勝疫情目標。那么，脫離了“防疫”這個大前提，此前建立起來的社會鏈接還能維系嗎？五里橋街道黨工委副書記阮俊提出：“關鍵就是我們要繼續擁有共同目標。”

疫情過后，社區與居民之間的共同目標又是什么？阮俊說：“我們的共同目標其實是一樣的，在社區來講，就是安全、健康、有序、整潔、和諧，這是大家的共同目標。”

“伴隨城市的快速發展，社會結構分化很大，需求分化也很大，很多時候基層政府只能盡量去滿足需求的最大公約數，找到最重要、最緊迫的那一項。”上海大學基層治理創新研究中心教授黃曉春坦言，回應需求是特別復雜的問題，這是上海基層政府邁向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時面臨的重要治理能力挑戰，居民自治更凸顯其重要價值。

因此，社區需要搭建一個供居民自治的空間，正如“益空間”這樣一個地方。黃曉春教授表示，在疫情防控期間，居民們因自身安全的需求找到社區，原本是一個私人性的問題，但由于這個問題有很大的相互作用，所以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

“志愿組織和社區組織等自發社群的出現，更進一步穩固了公共空間——而這正是疫情過去后，我們能夠延續下來的一般性的機制。”黃曉春說：“我們把心理意義上的‘家’重新找回來了。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正是上海這座特大城市未來重要的競爭基礎。”

關鍵詞二：凝聚力如何常態化？融情

長寧區虹橋街道，轄區內境外居民達2.6萬人，覆蓋5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少小區外籍居民占比超過50%。2月下旬，多國疫情爆發，境外人士紛紛回到上海，這個上海最“國際化”的街道，如何落實疫情防控措施，又如何把來自五湖四海的居民凝聚在一起？

以情動人。“我是在這時間最長的一個人，從古北新區建成時就有一個叫‘小聯合國’的融情工作法。對于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要把‘情’融在一起。經過了十幾、二十年，終于打破了堅冰，把工作真正做到家。”香港籍居民美麗華物業總經理議事員方耀民說。

方耀民說：“這一次疫情，讓外籍居民對社區的工作人員，對居委會街道有了信任。這個信任感是前所未有的，給我們下一步的社區工作，又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疫情讓我們必須和每個人產生關聯，但疫情結束了，是不是大家冷靜下來以后，又各自回歸到各自的崗位上去？

“疫情可以成為社區內情感聯系的起點，”上海市人大代表金纓律師認為，“通過這一次疫情，居民之間建立了更密切的關系，大家在情感上有了更深的聯結，未來我們基層工作者、志愿者要共同把這種情感維系下去。如果疫情之后大家又關上門互不認識，那么這種情感的聯結就被浪費了。”

黃曉春總結了虹橋街道之治可以延續的三個經驗：第一，跨文化溝通和交流，解決信息不對稱。第二，鼓勵多元化的社群發揮作用。第三，多層次的公共服務。政府在做政府的工作，基本的托底性工作。而業委會、物業公司提供高標準的服務，因為“服務”可以化解憂慮。

“虹橋國際化社區建立了一個基于跨文化溝通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可復制、可推廣。”

關鍵詞三：技術如何賦能社會治理？大數據

浦東新區花木街道，面積達21平方公里，比黃浦區還大0.43平方公里，最大一個小區轉一圈得走2萬步，一個多小時；疫情期間，最多同時有1159人居家隔離，高峰時最多一天接回了166位入境人員……然而，街道層面的公務人員只有66人。怎么保證防控疫情不出錯，守好門、看好人？

在花木街道城運中心數據平臺上，能看到橙、黃、藍不同顏色，這是怎么回事？原來，這塊“大屏”主要是為了便于疫情期間的人員管理，社區工作人員可以通過后臺大數據查看返滬人員情況。每個小區根據返滬人員數量進行顏色標注，紅色說明返滬人數多，需要多關注。

疫情的發生，加速了社區大數據平臺的搭建。但后疫情時代，大數據能否成為社會治理能力？花木城運中心數據組人員吳玄玉認為，大數據平臺是很靈活的，現在是疫情的場景，之后如果遇到其他的場景，平臺的設置也可以靈活調整。

“疫情期間，我們承擔著花木街道的疫情消毒工作，工作量很大。比如我們今天知道花木有75個點位，這75個點位很模糊，如果有直觀的圖，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天熱了，花木有多少雨水井、污水井、綠化帶等，那就更好做衛生了。”花木街道除害站站長李榮賓說。

“今天的花木，正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技術賦能社會治理的一個縮影。”黃曉春說：“第一，它解決了治理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第二，城運中心對整個基層政府運行的流程管理，發揮了非常重要的監督和提升作用，它使得行政管理部門的流程迅速優化。第三，在數據平臺上，跨部門的信息協同越來越成為可能，甚至商業部門的數據也可以進入我們的治理體系，幫助更好地解決問題。當我們有了海量的數據，我們的公共服務、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共資源的配置，就可以做到未雨綢繆、精準布局。”（圖片均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提供）

專題：破“疫”2020，直面疫情大考下的社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