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三星堆新發現的祭祀坑第一次向外界揭開面紗，上海大學文學院講師，也是3號坑發掘負責人徐斐宏，看著眼前密密麻麻的文物，內心說不出的震撼。

　　在2000公里外的上海，上海大學東區十號樓三樓實驗室里，一批學者正運用科技考古手段，對三星堆送來的樣本做遺物成分分析、植硅體鑒定、微生物監測……

　　這是三星堆考古中的上海力量。

　　曾幾何時，上海博物館考古組的第一批考古人，為了改變上海“無古可考”的傳統觀念，在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遍了郊縣和村落，揭示了上海的成陸年代和古海岸線，隨著馬橋、崧澤等一處處遺址的發掘，上海古文化遺址的空間格局被逐漸勾畫出來，這片土地的歷史也被改寫。

　　時至今日，上海的考古力量出現在全國多地的考古發掘現場，還遠赴斯里蘭卡。在幾代考古人的努力下，上海考古不僅走向全國，更走到海外。

　　被改寫的上海歷史

　　繁華的都市，能考什么古？

　　許多人對上海歷史的印象是從近代開始的。上海絕大部分地區成陸較晚，古人的活動軌跡不多，而且上海地處平原，地下水位高，地下遺存較難保存，連業界人士也一度認為上海地區無古可考。

　　上海博物館建館初期，沒有設立考古組。但時任上海博物館副館長楊寬極力主張，“一個大的博物館應該設立考古部門。”1954年，上博派當時在保管部征集組工作的黃宣佩參加第三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由他擔任組長的上博考古組在1956年宣告成立。這支考古隊從此承擔起上海地區田野發掘及考古研究工作，直到2019年，上博一直是上海市唯一具有考古發掘團體領隊資質的單位。

　　考古組成立之初，主要工作是在上海境內尋找古文化遺址。“在上海考古史上，馬橋是值得記下的一頁。”上博考古研究部原主任宋建先參與了馬橋遺址考古發掘，他回憶，1958年至1960年，考古隊對馬橋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被認為是上海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考古發掘。“馬橋遺址的發掘，讓上海地區的歷史追溯到了4000多年前。”

　　一方面以古遺址的分布規律，結合志書的記載，進行古遺址調查；另一方面也通過舉辦展覽，介紹文物知識，發動群眾提供線索——上博考古隊伍在上海地區逐漸調查發現了崧澤、福泉山、金山墳、柘林、果園村、廣富林和亭林等20余處遺址。

　　業界評價上海考古“周期性出成果”。在上博副館長陳杰看來，這是上海第一代考古人打下的基礎：“他們根據工作計劃，在一個階段聚焦于關鍵性遺址，解決重點學術或者歷史問題，逐漸在全國站住腳。”陳杰表示，這是上海考古的特色之一：“上海的考古目標明確，一個時間段要解決什么問題，有清晰設想，形成重點課題。”

　　以青龍鎮為例，2010年，上博考古研究部首次對遺址進行了主動發掘；2012年第二次考古發掘，發現了唐代鑄造作坊、房屋基址等多種遺跡，出土可復原器物2000多件；從2014年到2015年，基本摸清了青龍鎮的市鎮布局；2016年，找到青龍鎮曾經的地標性建筑隆平寺塔……“我們現在只發掘了四百分之一，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陳杰說。

　　在上海幾代考古人的努力下，上海開埠前“只是一個小漁村”的誤解正逐步被改變。

　　考古不是挖寶

　　3月，青浦區通波塘兩岸草長鶯飛。從青龍鎮遺址考古工作站出發，沿著岸邊向北步行，很快就走到了一片油菜花田。如果不是靠著“青龍鎮遺址”石碑提示，很難想到這處看似尋常的田地下面，竟埋著文獻記載中的隆平寺塔，青龍鎮遺址就分布在通波塘兩岸，南北長約3公里。

　　青龍鎮考古最早的線索來自1988年。當年，青浦區白鶴鎮建了一個磚廠，要開掘一條支流方便運輸，發現數口水井，撈出多件唐代長沙窯的執壺。“提示我們這里的唐宋遺址可能埋藏較好。”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館員王建文告訴記者，考古前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文獻查找和走訪調查。

　　王建文和同事們在文獻中找到記載，青龍鎮曾是上海最早的貿易港口。現場調查也發現，這里地面基本都是農田，沒有被大型基建破壞過，還殘留了少量地面遺跡。在考古人員眼中，一塊石頭、一個土包、當地居民的記憶，都是有價值的線索。

　　在如同偵探查案一般的調查基礎上，考古隊建立了青龍鎮遺址的地理信息系統，并將遺址劃分為150個大區進行網格化管理，每個大區再分為邊長2米至5米不等的探方。接著，他們沿通波塘兩岸多處區域進行小規模的試探性發掘。王建文說，這樣的選擇絕非隨意：“江南市鎮基本都是沿河分布的，近河區域的文化堆積非常豐富。”

　　幾乎每個探方和探溝下面都挖出了文化層——諸如水井、墓葬、房屋等人類活動遺跡和瓷器、炭屑等人類生活遺物。“這次發掘有很大的收獲，給了我們信心。”

　　考古是一項高強度工作。2016年9月9日，發掘隆平寺地宮當天，王建文早早就起床了。地宮位于隆平寺塔基塔心室夯土層木梁結構下方，挖到2米多深時發現兩根寬度約60厘米、保存完好的交叉木梁，將空間分成4個象限，他只能貓腰在4個象限里活動。

　　地宮上面有9層覆磚，每揭一塊，就要編號記錄，每開一層，都要畫圖照相留檔。發掘過程不可逆，必須做好每一步記錄。一層一層往下，煩瑣的發掘工作從早上6點一直持續到半夜。中間王建文只吃了一次盒飯，上了一次廁所，其余時間全蹲在木梁下。

　　到了半夜，當最后一層覆石被移除，地宮的內部結構和文物終于出現在眼前時，現場掌聲雷動。王建文想站起來，卻發現腿已經完全麻了。

　　如今，青龍鎮遺址考古工作站設在白鶴鎮塘灣村的一幢三層樓房里。兩間宿舍，八間庫房，廚衛、辦公設施一應俱全，每個走道都安裝了監控，確保庫房內的文物安然無恙。

　　科技考古新探索

　　王建文還記得，2009年在廣富林發掘時，建筑施工隊就在隔壁打樁。為了得到一張鳥瞰全貌的圖，當時的領隊陳杰等到下午4點建筑工人離開之后，爬到打樁機上拍照。打樁機是現場的制高點，沒有任何防護，陳杰爬下來才發現全身蹭滿了機油。

　　如今，無人機幾乎成了每個考古發掘現場的必備工具。在青龍鎮遺址考古工作站，王建文驕傲地向記者展示各種高科技設備：無人機，電子旋轉探測儀，RTK（實時動態）測量儀器……每一樣都非常“能打”。

　　“中國現在的考古技術完全不落后于國外，上海的文物保護科技中心在全國是一流的。”上海考古技術走在全國前列，與上海城市區位息息相關。一次，在一個考古發掘現場，王建文發現一件文物暫時無法打開，需要了解內部結構。很快，一臺便攜式光譜儀送到了現場。然而掃描后發現其內部還有夾層，這臺儀器無法透視。隨后，另一臺靈敏度更高的移動儀器送到。“上海聚集了很多科技企業總部，這讓我們需要儀器時能很方便地找到。”

　　不僅僅是考古設備在更新。2017年9月23日，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這是復旦雙一流建設規劃的重點項目，也是全國首家科技考古研究院。

　　而在此之前，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發展規劃，在復旦大學考古文物與博物館學系主任陸建松教授那里修改了13稿，才提交校方。在他看來，這是復旦考古學領域的全新開拓。

　　若要往前追溯，早在上世紀70年代，復旦大學就已經將自然科學技術介入考古研究中。最初的研究對象，是一件珍藏在上海博物館中的西漢透光鏡。鏡面光亮可照人，但當光線照在鏡面上時，這面銅鏡背面凸起的花紋和“見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銘文，竟可反射到墻壁上。

　　“為什么會透光？”中外科學家多次推測探索，古鏡透光仍是未解之謎。

　　上世紀70年代，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由上海博物館、復旦大學光學系、上海交通大學鑄工教研組、上海科技協會和上海儀表鑄鍛廠等單位的教師、考古工作者、科研人員和工人組成了上海“西漢透光鏡”試驗研究小組，對透光鏡進行模擬研究，摸清了原理。

　　經過數百次試驗，以李郁芬教授為代表的復旦大學的教師們首先用熱處理的方法，復制出了具有透光現象的銅鏡。這算是復旦大學在科技考古領域做出的第一步探索。

　　而今，科技考古研究的觸角伸向了更廣的領域。2020年7月，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員董寧寧帶領兩位博士生去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臺縣，她們與從石城子遺址出土的1.6萬塊動物骨骼相伴了一個月，將遺跡的單位、地層、編號、發掘時間等基本信息記錄下來，按照動物種屬分類，再按照身體部位分開每種動物的骨骼，在此基礎上，就骨骼的部位、保存狀況、風化情況、人工痕跡等項目一一做判斷，記錄數據……

　　細致的分類和鑒定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實驗室里，她們要通過這些動物骨骼，去深入追尋兩漢時期城址居民的戍邊生活，一探千年以前發生的經濟轉型。董寧寧說：“動物考古考察的對象是動物，但本質上是為了獲取和人有關的信息。”

　　致力于古DNA研究的副研究員文少卿的研究場所，則多在實驗室。從2015年起，他所在的團隊對遺骸DNA檢測技術做了針對性的改進，幫助鑒定抗日戰爭中英烈遺骸的身份，建立起一個國家英魂DNA數據庫，幫助尋找英烈在世的親人。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古DNA研究團隊充分利用古DNA的探針捕獲技術，開發設計了高效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捕獲測序試劑盒。

　　今天，復旦科技考古研究院已經建成并投入使用環境考古、穩定同位素、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陶瓷考古、古DNA等實驗室和資料庫，研究領域也涉及考古學理論、“一帶一路”考古、環境考古、生物考古、陶瓷考古等多方面，其中，“一帶一路”考古和陶瓷考古被列入復旦大學雙一流重點建設學科。

　　在陸建松看來，未來的考古人，應該從單純的田野考古發掘走向考古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從傳統考古走向多學科的交叉研究，還要把學術研究，轉化為公共知識的傳播和利用，以史鑒今，服務當代，啟迪后人。

　　“把歷史激活”

　　當然，上海考古人的視野，也絕不僅僅停留在本地。

　　2019年7月，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十余人組成的團隊趕赴甘肅省天水市，與天水博物館合作，對天水市師趙村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這也是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獲得考古發掘資質后，第一次走出上海。

　　從炎炎夏日一直到寒冬，這支隊伍一待就是5個月，從勘探之初確定的2800平方米，到最后3400平方米的實際發掘面積，復旦的考古隊員們，在這片已經經歷過十余次發掘的遺址上，又發現了5500年前仰韶文化晚期為主的房址、陶窯、墓葬等遺跡約400處，可修復的陶器200多件，各類裝飾品和工具近400件，這些遺跡和遺物，對研究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西戎文化及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等重要考古研究課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

　　上海考古“走出去”，一直走到了海外。2017年，上博與斯里蘭卡中央文化基金會簽署了合作備忘錄。上博考古研究部對上海青龍鎮遺址的發掘，證實青龍鎮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發地之一，也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港口，追尋這樣的足跡，斯里蘭卡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一環。

　　隨后，上博4名研究人員前往斯里蘭卡展開前期調查。海外聯合考古面臨種種挑戰：當地光是常用語言，就有僧伽羅語、泰米爾語、阿拉伯語三種。

　　王建文記得，因為當地的戰亂毀壞了部分遺跡，第一次去連確定發掘的阿萊皮蒂都險些沒找到。“我們調查的時候一直貼著水邊走，后來得知遺址離海邊至少還有150米。”開始全面發掘以后，有一天，一路考古隊開車往北調查，連干糧都沒帶，以為沿途會有商店。誰知現場荒無人煙，最后終于找到一戶人家，討著一點手抓飯，用葉子盛著就吃，渴了就爬到樹上摘椰子。

　　從2018年8月6日到9月14日，上博與斯里蘭卡中央文化基金會聯合考古隊對阿萊皮蒂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和重點發掘：遺址共發掘92.4平方米，土樣全部用3毫米的篩子過篩，對絕大部分的遺物進行了三維坐標的測定，每層的遺物都進行了三維建模與繪圖。

　　在這次發掘中，出土了來自中國的瓷片超過600片。這些瓷片多產于11世紀后半葉至12世紀初期，相當于北宋后期。海外的考古發掘，佐證了國內的歷史研究。上博陶瓷研究專家陸明華記得，當時發現了9片耀州窯青瓷碗殘片，它們底部不同，說明至少屬于三件器物。他說：“北宋時期的對外貿易以廣東、福建居多，耀州窯位于陜西省境內，這也說明歷史上北方窯廠的重要性。”

　　發掘完成并不意味著結束。新一輪的青龍鎮遺址考古發掘工作還沒開始，王建文每周要去青龍鎮考古工作站兩次，整理文物、歸納成果，為撰寫報告和接下來的工作做準備。當記者詢問王建文“印象最深的是哪件文物”時，他直接否定了這個問題。

　　考古不是挖寶——這是上博考古研究部的共識。對于王建文這樣的考古隊員來說，考古絕不等于“將文物挖出來”，也絕不僅關注文物本身。“考古更關注的是‘環境’，所以不僅文物本身，包括文物發掘時所處的位置、周圍的土壤，都要關注——這相當于一件文物的生命史。我們希望傳遞給公眾的是這件器物涵蓋的信息，通過這些信息還原當時的生活場景。”王建文說，有些信息有意義，有些沒有，但是沒有意義也是一種意義。

　　這幾年里，上博考古研究部出版了一系列專著與研究報告，也策劃了許多展覽，普及城市歷史。“考古的最終目的不是把文物發掘出來，而是讓更多人了解和利用，讓大家都能享受到文化遺產研究和保護的成果。”陳杰等諸多上海考古工作者相信，城市的歷史是可以觸摸的，也是有溫度的。“我們的責任就是把歷史激活，讓它們鮮活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