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上海文化體制改革的先鋒，盡管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站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關鍵時刻和“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面對傳統出版的困境和持續加劇的國內出版業競爭態勢，上海出版業仍然存在結構性矛盾亟待化解，出版物數量品種多和精品力作不足的矛盾比較突出；市場化程度亟待提升，產業融合需要拓展；標準化、法制化程度亟待加強。對于未來，上海出版業如何在新發展格局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出版強國建設，應當從前端、中端和后端三個維度進行一體化規劃。其中，前端是指保護和利用上海豐富的出版業相關遺址遺跡，深度挖掘上海紅色出版基因，傳播上海出版精神；中端是指應對當下社會發展需求和出版業發展趨勢，加快傳統出版業的數字化轉型；后端是指在國內國外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優化上海出版業走出去策略，講好中國故事。

（一）前端：厚植紅色出版基因，傳播上海出版精神

近代以來，上海始終是中國出版業最重要的舞臺。上海充分發揮文化與市場結合的優勢，較早就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于官方政治和經濟的出版空間，并且成為域外文化輸入的前沿陣地，上海出版業表現出了融合、更新和創造的特點。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就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在上海創辦了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等出版機構。二三十年代，特別是大革命之后，上海云集了一批左翼出版社，發行了許多紅色出版物，為粉碎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宣傳革命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戰爆發后，上海的左翼出版社受到了很大沖擊，大部分被關停，但上海出版業仍然在堅守“孤島”、引領帶動更多出版社加入宣傳革命思想的行列、逐步輻射全國、為新中國的出版事業奠定基礎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時至今日，百年發展所積累的技術、人才、市場等良好基礎以及開放包容的精神傳統依然是上海出版業在全國占據重要地位和保持明顯優勢的根本原因之一。為更好地保護和傳承上海出版精神，需要在對相關遺址遺跡進行有效保護和創新利用的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和梳理上海出版業的發展脈絡和精神內核。

相關遺址遺跡主要包括愚園路上的《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重慶南路上的鄒韜奮故居，自忠路濟南路附近的《星期評論》編輯部遺址，金陵東路上的《新青年》月刊發行所舊址，復興中路上的又新印刷所舊址和《中國青年》社暨惲代英舊居遺址，河南中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舊址，寶山路上的商務印書館遺址，東大名路上的中共《紅旗》三日刊秘密印刷所遺址，原臨平路上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印刷所遺址，四川北路上的太陽社舊址和創造社出版部遺址，復興東路上的《向導》周刊編輯部舊址，新昌路上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舊址，淡水路上的《中國青年》編輯部舊址暨蕭楚女寓所，人民路上的上海書店遺址，安慶路上的協盛印刷所遺址，牯嶺路上的共產黨期刊《血潮》出版地勵群書店遺址，南昌路上的生活書店舊址和新知書店舊址，圓明園路上的新華通訊社上海分社舊址，四川北路虬江路路口的春潮書局遺址，四川北路東寶興路路口的第一線書店遺址，南京東路上的《大公報》上海版復刊館址，溧陽路上的大江書鋪舊址，黃陂北路上的創造社遺址、黃陂南路上的《大中報》社舊址、寶山路寶昌路路口的長江書店遺址等。

其中現存的有已建立紀念場館的韜奮故居和韜奮故居紀念館、長寧區革命文物陳列館（《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建有紀念碑的上海書店遺址；現為民居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舊址、生活書店舊址、新知書店舊址、大江書鋪舊址，太陽社舊址等。因此，目前留有參觀功能的遺址遺跡較為有限，需要整合資源，利用多元方式展示上海百年出版的發展脈絡和歷史成就，傳播上海出版業的精神內核。

1．合理保護出版業遺址遺跡。目前，上海不少近現代遺址遺跡完成了保護修繕和改陳布展工程，形成了“騰遷建館”“掛牌保護”“民辦公助”等主要保護模式。借鑒已有模式，同時鼓勵社會力量以私人管理經營、會員制、志愿者制度、理事會制度和社會捐贈等形式參與，一方面可以幫助尚未建立紀念館的遺址遺跡進行功能調整，逐步恢復部分重要出版業遺址遺跡的展示傳播和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幫助遺址遺跡已不存的幾處地點進行掛牌標注和街區環境展示。

2.做深做強上海出版業精神內核研究。上海出版業是在都市化的進程中形成和壯大的，與上海城市發展緊密相關。相反，出版業的發展也作用于上海城市文化的發展，強化了創新、包容、進步的文化表象，體現了近現代上海成熟的商業化市場運作水平。應當結合遺址遺跡和文獻檔案線索，基于百年出版業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以及所處的國內外大環境，提煉上海出版業精神內核，在宣傳、展示和傳承中實現浸潤式的表達。

3.強化資源展示、傳播和教育功能。“體驗”和“參與”是兩大核心。推進場館空間的升級改造和智慧場館建設，如韜奮紀念館自2008年起就開始了數字化工作，2017年智能導覽系統上線；創新展覽主題、內容和形式，如利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在滬建設的契機，打造精品展覽和品牌項目；開發優質的公眾教育活動和文化衍生品，強調成熟場館的經驗輸出。同時，結合文學、藝術、網上文娛、旅游、教育等領域，如利用黨史教育、青少年研學活動推出上海“百年出版”旅游線路，將相關遺址做線索串聯，并進行資源衍生。

（二）中端：推動傳統出版轉型發展，加快出版業縱深融合

“十四五”時期，上海出版業必須把強化黨對出版的領導放在核心位置，為出版工作舉旗定向，不斷完善黨領導出版工作的體制機制，把黨的出版方針貫穿到出版的全過程、各環節，并在此基礎上加快傳統出版的轉型發展，利用線上線下不同渠道創新融合產業鏈，既擴大服務對象的范圍，也凸出對個性化需求的滿足，更充分地發揮出版聚心鑄魂的作用，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

1.把好內容導向，推出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我國正從出版大國向出版強國邁進，上海出版業在出版對象的選擇上要突出重大主題，重點扶持傳播主流價值和正能量的內容創新創作，推出更多體現文化自信、彰顯中國文化、富有創意個性、具有永恒價值的精品力作。目前，大眾閱讀與教育出版相對而言是上海出版的“短板”，這幾年上海國有出版社的現象級暢銷書并不多。但一些在滬發展的民營出版機構，靠著敏銳的眼光和優異的發行能力，打開了產業發展的新路，如“讀客圖書”涉足數字發行、新媒體和超級IP電影。可以推進國有出版社與優秀民營圖書策劃制作機構開展深入合作，創新圖書出版和資源轉化觀念。

2.推動實體書店轉型升級，強化上海書展品牌效應。在“全民閱讀”“書香社會”的國家文化實施戰略大背景下，實體書店和上海書展已成為社會閱讀文化構建和倡導的重要空間，并且在強化復合型文化消費功能的過程中，產生巨大的溢出效應。下一階段，實體書店將更深度地融入上海城市發展布局中，在街區、商區、社區、學區、交通樞紐人口集中區域開辦特色書店，尤其注重填補城市商業中心、人口導入區域、新興居民社區、交通樞紐等網點布局的空白。降低實體書店準入門檻，鼓勵更多社會資本開辦書店，吸引國際品牌書店落戶上海，形成上海實體書店特色化、專業化發展，為全國提供經驗范本。上海書展將進一步構建高品質的個性化消費，推廣新閱讀方式，優化對優質圖書和活動的篩選；擴大文化輻射力，服務于城鄉一體化閱讀共享空間的打造；持續完善書展互動體驗，利用線上平臺實現書展全年“在線”，為公眾提供可持續性服務。

3.借力“互聯網＋”新動能，加快“融出版”發展。上海出版業在立足于內容資源的基礎上，需要實現從業態層面的融合向生態層面的融合轉型，積極推進與科技、金融等領域跨界合作。利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技術，加快基于5G環境下的技術應用和業務布局，強化電子圖書、數字教育、網絡文學、網上文娛、數字印刷、數字發行、移動終端出版等領域的發展，其中重點任務在于內容升級換代、出版產品增值、盈利模式轉型。由此產生新的用戶生活場景細分的智能連接模式、個性化的知識學習閱讀服務模式、網絡輿情分析報告智能生產模式。完善數字版權交易平臺，依托金融創新，吸引社會資本推進出版業向教育、旅游、大健康等領域拓展，通過股權為紐帶與主業形成資源互補、戰略疊加的生態協同體系，不斷壯大國有文化資本的實力。搭建產學研一體化的數字出版人才培養體系，所需人才涉及技術型數字出版研發人才、數字編輯人才、市場型營銷運作人才、復合型創新管理人才等。

4.優化出版營商環境，完善法制政策保障。在現有《上海市出版物發行管理條例》（2007）、《關于促進本市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2011）、《關于上海扶持實體書店發展的實施意見》（2017）、《上海市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草案）》（2017）的基礎上，進一步健全上海出版業的政策法規體系，完善出版業的土地、財政、金融政策，夯實質量管控體系和效益評價考核體系。加大版權服務和管理力度，健全版權公共服務政策體系。針對數字出版等新興業態，出臺稅收優惠政策，制定數字出版相關標準。創新精品生產、出版走出去、印刷業轉型升級、實體書店發展等的政策扶持措施。

（三）遠端：優化出版業走出去策略，助力講好“中國故事”

圖書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世界的讀者也藉此閱讀中國、了解中國、走近中國。因此，出版業的發展應當承擔起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的使命。上海出版業在走出去戰略上始終列于全國前列，從選題、內容、設計策劃，到市場運營和品牌創建，為構筑常態化、品牌化的中國書香海外風景線提供了“上海樣本”。下一階段，上海出版業需要加速精品主題圖書出版，利用國際知名書展和活動平臺推進中國圖書“走出去”。進一步做大做強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通過IP授權，實現全產業鏈發展。

1.針對目標市場精準策劃出版選題。做好國家重點“走出去”項目組織申報工作及已立項項目的出版實施。加速推進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展現當代中國最新社會發展成果、代表中國最頂尖和前沿學術研究成果圖書的撰寫和翻譯工作。優化各大出版集團的國際編輯部布局，創新經營管理機制，集聚海外漢學家翻譯家等各類人才資源。同時，加強自身國際化人才培養，尤其是兼具語言能力和專業素養的創新型涉外人才。進行海外市場的前置調研，精耕細分閱讀市場，提升選題的精準度、辨識度、接受度。主要的目標市場包括英、美、德、法等一批主要歐美大國；日、韓等周邊國家；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非洲和拉美國家等若干條線索。積極推進與上述國家與地區主流出版社的合作，擴大版權輸出規模。

2.借助國際知名平臺打造上海出版國際品牌。一方面，充分利用倫敦書展、美國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巴黎圖書沙龍、貝爾格萊德國際書展、東京國際書展、博洛尼亞童書展等終點國際書展，開展營銷推廣活動，推介中國圖書。在書展前中后三階段做好策劃、對接和落實各環節工作。并在此過程中與各國出版商、海外媒體、公關公司、版權代理公司溝通接洽，達成合作意向。此外，與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各國圖書館、文化機構和高校建立聯系，幫助中國圖書入藏。另一方面，尋找上海出版業優勢和特色，打造出版國際品牌。例如，鳳凰傳媒深度打造海外“鳳凰書架”項目，已建成10余個海外“鳳凰書架”，覆蓋歐美及“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并探索在歐美本土發行渠道建設海外營銷平臺，另外還有“鳳凰文化廟會”“符號江蘇展”等品牌推廣活動，涵蓋多種活動內容與形式。上海出版業可參考各地既有的走出去成功經驗，利用海外成熟的分銷渠道，進入海外市場。走出去項目需要在現有零散、短期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常態化的舉辦機制，形成品牌影響力。

3.網絡文學成為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新名片。數字媒介對印刷媒介的革命，導致了中國網絡文學的勃興。數字媒介革命把網絡文學選擇出來作為中國當代文學革命的主力，就像曾經的印刷媒介革命選擇精英文學作為文學革命主力一樣。從實體版權輸出到IP多元化傳播，再到海外產業業態布局，網絡文學實現規模化出海，具備顯著的大眾化屬性和傳播先進性。作為中國網絡文學發展的重鎮，未來上海在推動中國網絡文學海外傳播方面需要繼續拓展海外渠道版權合作，即翻譯內容的輸出，通過AI技術和翻譯人才隊伍的優化不斷精準化對原創內容的多語種表達；創立海外閱讀平臺，推廣海內外原創內容，讓全球讀者不僅能夠讀到中國的網絡文學作品，也借助與讀者互動創作的模式，能夠讀到在地作品；與落地國合作強化海外綜合IP授權，結合影視、動漫、有聲等多種產品形式，放大網絡文學的溢出效應。從而在海外構建完整的網絡文學產業鏈，進一步提升中國網絡文學的國際影響力，促進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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