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此刻在書本上、建筑中看到的東西，完好地保留給我們的下一代。

每逢節假日“打卡”者就成群結隊的武康大樓，因國際品牌“快閃”而須排隊進場的烏中菜場，作為上海客流測量“標尺”的外灘……上海從不缺引人注目的地標。互聯網使其中一部分成為了“網紅打卡點”，而圍繞“打卡點”產生的客流疏導、城市管理、區域歷史深層次的解讀，也開始引發人們思考。

這一過程中，一個細節容易被人忽略：這些地點之所以吸引人們前來，首要前提是其建筑和空間本身的特色，因為這是人們最直觀的感受。

10月16日下午舉行的“匯講壇”上，四位來自文學、藝術、建筑和電影領域的專家齊聚位于徐匯區烏魯木齊南路的夏衍舊居，在這棟近年來向公眾開放的新人文地標，講述如何從上海豐富的歷史建筑中，讀懂這座城市。

先把房子修好

“在夏衍舊居，你摸著樓梯扶手，可以想象當年夏衍是否也這樣摸著扶手在思考。”

上海明悅建筑設計事務所有限公司總建筑師沈曉明是夏衍舊居修復的總設計師。擁有另一個身份“文物責任設計師”的他，主要研究方向涵蓋了文物及優秀歷史建筑修繕保護設計、歷史文化風貌區新建和改擴建項目的建筑設計等。

在修繕夏衍舊居的過程中，他查閱大量資料找到了當時的建筑圖紙，又通過研究周邊同風格建筑的歷史圖紙、歷史照片、咨詢夏衍家人，逐漸還原了小樓中夏衍一家的生活面貌。開放后的夏衍舊居二樓臥室展廳，就還原了當時夏衍的生活景象，展示的家具也是夏衍在真實生活中使用過的物品。

建筑風格形態多樣，是夏衍舊居所在的衡復歷史文化風貌區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舊居所在的院子中，還有草嬰書房、衡復藝術中心等主體建筑。沈曉明在制定設計修繕方案時沒有急于動筆，而是首先從歷史調研著手。

衡復藝術中心在修繕前，曾是徐匯區政協的辦公地。再往前推移，這里曾是上世紀40年代“中國美生總會”的誕生地。于是，在修繕前期，大院里搭建的構筑物首先被全部拆除，通往院子后弄堂的區域則被打開，一片自然和人文的城市空間出現在人們眼前。緊接著是夏衍舊居花園以及衡復藝術中心的整體修繕，并確定了后者作為藝術文化活動舉辦地的主要功能定位。

點睛之筆則是草嬰書房前的草坪，面積雖然不大，但結合書房外的門廊，形成了一片令人舒適愜意的互動空間。“整個區域的肌理通過物理空間的修繕被恢復了，這是建筑的魅力。”沈曉明說。

對于歷史建筑的活化利用，沈曉明總結了三點。“首先，修繕后的建筑一定是一座真正的歷史建筑，因為歷史建筑最重要的就是真實性，如果人們到訪后感覺不到歷史，那修繕就失敗了。”

第二是歷史建筑周圍需要有豐富的自然環境，因為建筑和環境是相輔相成的。“建筑是硬件，但樹木、花草是有生命、有靈魂的，會記錄它們看到、聽到的一切。”沈曉明始終記得，夏衍舊居開放后，夏衍的兒子來到舊居花園，看到60多年前自己栽下的小樹苗已經長成參天大樹，而建筑依舊，那份激動和感慨令旁人也為之動容。

第三是修繕后的建筑也要成為城市藝術、時尚、休閑和生活的空間。“歷史建筑應該是能夠開放、市民能感受的，否則建筑的文化、社會和藝術感染力就會下降，反而削弱了其歷史價值。”

還原歷史片段

一座城市最重要的風景是人，但組成城市風貌的主體則是建筑群。

而對歷史建筑來說，修繕工作具體要“復原”到哪一歷史階段，始終是須要探討的問題。武康大樓、孫科別墅等優秀歷史建筑，最終都選擇恢復到其建成伊始，盡可能地還原鄔達克設計建造這些作品之初的面貌。

在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偉看來，“閱讀”建筑，尤其是歷史建筑，“美”是首要前提。第二則須要引導人們閱讀建筑中的人和事。第三反而是回歸建筑本身，從建筑“凝固”的歷史信息中，讀出一個區域、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變遷。

“比如老洋房、石庫門從獨門獨戶變成‘72家房客’，背后就是深刻的時代變革和市民生活的演變。”

以夏衍舊居為例，雖然夏衍一家在烏魯木齊南路生活的時間只有1949-1955年這6年不到的時間，但這段短暫的經歷，結合當時新中國成立伊始的時代背景，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夏衍出生于1900年10月，1995年2月去世，人們稱他為“世紀老人”，因為夏衍的一生都與整個20世紀重大的歷史階段同頻共振。從青年時代五四運動爆發，到20世紀20年代官費留學至日本，結識郭沫若、戴季陶、參加革命，再到1927年回國加入中共地下黨，夏衍在入黨后一直積極參與工人運動，他于1935年完成的中國首部報告文學《包身工》，就是來自他長期參與群眾工作所累積的生活經歷。

“夏衍把自己主要的革命和文學創作生涯用一個個十年來概括，1927-1937年就被他稱為自己的‘左聯’十年。”王偉說。

而今，人們來到夏衍舊居參觀其生平事跡展，在踏入展廳時可能尚不知曉，這位文化巨匠的活動領域涵蓋了翻譯、電影、戲劇、文學、文學理論等多個維度。中國第一部分鏡頭劇本影片《狂流》、第一部文學改編電影《春蠶》以及《義勇軍進行曲》為主題曲的影片《風云兒女》，均由他擔任編劇。

抗日戰爭時期，夏衍的身份還轉換為了一名報人，參與創辦了《救亡日報》《華商報》，并參與《新華日報》的工作，足跡遍布廣州、桂林、香港、重慶，直至1949年5月來到上海，參與上海文教方面的接管工作，開始在今天的烏魯木齊南路178號居住。1955年，夏衍啟程赴京擔任文化部副部長。

“今天我們到夏衍生活過的地方‘閱讀’這棟建筑，不光是閱讀老洋房本身，而是閱讀曾經在建筑中生活過的人，以及‘人’身上發生過的事。”王偉說，把人和故事作為“社會閱讀”的一部分，才能讓今天上海所要推動的“建筑可閱讀”從單純地看建筑變成多維度的“學歷史”。“閱讀越深，越能感受到上海的底蘊，也越能發現這座城市讓人喜愛的地方。”

閱讀建筑才能讀懂城市

國家一級演員、著名配音演員狄菲菲來自河南鄭州，但上世紀80年代末加入上海電影譯制廠后，當時譯制片廠所在的永嘉路383號，成為她人生中記憶最深刻的地標之一。

同一馬路上的永嘉新村則令王偉印象深刻。上世紀70年代，他曾在這里上過小學，偶爾也會在附近的馬路上轉悠。然而，當時不僅是孩子，大人們也沒有閑情雅致來欣賞城市的老建筑。“現在，人們已經有了心境，上海也開始挖掘老建筑的價值，拯救‘瀕危’的建筑并且修舊如舊，這是歷史建筑身上反映出的時代變化。”

畫家黃石有關歷史建筑最深刻的一段記憶，發生在他年輕時擔任71路公交車售票員的時期。“當時我每天要路過外灘好幾回，有一天突然看到一批工人拿著小榔頭，開始一寸一寸地敲外灘建筑的花崗巖，從南蘇州路一直敲到金陵東路……原來，他們是要把建筑外面涂刷的黑漆都剝掉，開始重新修繕這些老大樓，而且用最嚴格的標準。”

但在黃石看來，此刻的我們對歷史建筑的認識，仍處在“初級階段”。

以衡復風貌區分布最密集的老洋房為例，一方面，洋房的建筑和裝飾細節非常考究，壁爐要用耐火磚鋪設，壁爐上方要安裝平臺放置照片、鐘表等擺件，一切都需要精雕細刻。另一方面，老洋房還要與周邊環境相搭配，洋房與洋房之間也要形成良好的空間關聯，不能你影響我的采光、我影響你的進出通道。

就連老洋房周圍建筑的限高、綠化高度、花園綠地的分布也頗有講究。“不到一定時間，周圍不積累一定程度的環境特色，建筑就不會有‘歷史味道’。”在黃石看來，建筑如同美術、音樂、文學，也是一門獨立的藝術，不僅要“修房子”，還有對周邊環境“察言觀色”。

但在當下寸土寸金的上海市中心，完全恢復歷史建筑昔日的周邊氛圍顯然不太可能，唯有從建筑自身的功能入手進行活化利用。而建筑中“人”的活動，即建筑功能的“復原”或更新，卻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老洋房還是很新奇，因為洋房的生活方式現在已經消失了，不僅有‘72家房客’的關系，更關鍵的是現代人的生活習慣已經脫離百年前的方式。”以黑石公寓為例，今天人們統稱為“客廳”的房間，當時則有家庭室（family room）、起居室（living room）等種類，前者為較私密的活動空間，后者為可對外待客的空間。“人們走進修繕后的老洋房，會更加注重自己的行為舉止，這也是建筑對人的行為產生的影響。”

對建筑修繕者來說，每一次修繕就是一次學習。2016年，沈曉明在完成徐匯區政府大院2號樓，即徐家匯大修道院舊址的修繕后，開始著手對徐匯全區的優秀歷史建筑進行系統性調研。也正是這次調研讓他充分意識到，唯有整區域的統籌考慮，上海市中心的歷史街區才能真正激發出活力。

不久前，沈曉明剛剛參與了徐匯龍華塔前廣場、龍華塔以及龍華寺的修繕設計，眼下正積極投身衡山賓館即“畢卡第公寓”的修繕工作。“千年看龍華，百年看衡復，十年看濱江。”從1993年來到上海工作，在這位“資深新上海人”眼中，上海的歷史雖然不長，但“可閱讀”的歷史文化底蘊卻“常看常新”，總有驚喜。

“歷史建筑修繕者的責任，就是把大家此刻在書本上、建筑中看到的東西，完好地保留給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也能經常去‘打卡’，這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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