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顧蘭英，曹楊第一代居委干部—曹楊三村第五居委會（現為杏楊園居委會）第一任黨支部書記，今年91歲。1983年出面組織曹楊三村第五居委會籌建工作，1984年居委會成立，擔任黨支部書記負責相關工作。

楊惠芳，曹楊第一代居委干部—曹楊三村第五居委會（現為杏楊園居委會）第一任居委會主任，今年86歲。1984年曹楊三村第五居委會成立后，當選第一任居委會主任，負責發展第三產業抓經濟工作。

口述實錄：

“一心一意抓發展，全心全意為人民”

顧蘭英：我是曹楊本地人，今年91歲，是曹楊三村第五居委會的第一任黨支部書記。

在13歲那年，我去棉紡廠當童工，那時候上海是全國的紡織中心，開了許多的紡織廠，特別是曹家渡這一塊。那時工作條件是非常苦的，每星期要上7個夜班，每班12個小時。

后來，日本人投降，共產黨領導我們工人和資本家做斗爭，爭取權利。通過談判我們的工作時間減到了10個小時，雖然每天10小時的工作也很辛苦，但感覺生活比以前好，有奔頭。

再后來由于工人罷工，我們的工作時間改到8個小時，6個中班6個早班，后來又是4班3運轉。黨幫我們改善勞動條件以后，我們更加努力地工作，也肯吃苦，因為大家都苦慣了。

人的思想是進步的，24歲我光榮入黨，之后做了20幾年車間主任。到1979年，也就是我52歲那年，因為客觀條件，我提前退休。退休以后，正趕上廣西要建紡織廠需要技術骨干，就聘請我過去。那時候廠里有技術研究會，因此我就帶著技術工、流水線上人員、廠里干部等28人就去了，也是一樣為祖國的建設發展出力。

后來曹楊新村要籌建曹楊三村第五居委會，街道有人比較了解我，就找我希望我出面負責居委會的組建工作。

我真正進入居委會工作是1983年，那時就是想一心一意地建設里弄。1983年3月份，曹楊三村陸陸續續有人家搬進來，到1984年基本搬齊了，同一年居委會成立。剛開始只有我一個黨支部書記，工作很忙，規定8點上班,其實我大多7點到崗。每天的時候都花在走家串戶上，要一家家地去敲門，了解居民的情況，登記相關的信息。后來，我慢慢挖掘了一批人，組建了完整的居委會，包括居委會干事、衛生員、管理計劃生育的干部，還為每個樓確定了樓組長。

那時居委會有7個干部，我們居委會的主任是小我5歲的棉紡廠老同事楊惠芳，其他居委干部中有八村的，也有三村的。我們要求8點上班，但很多人7點就到了，那時候居委會也窮，我們起初連凳子都沒有，我們就去向小區里的那些在廠里擔任經理或干部的家里，去“化緣”破舊的凳子。雖然設施不好，但我們非常注重環境衛生，每天都要清掃辦公室，保持干凈整潔，讓居民也愿意來。

居委會是為人民服務，我們不談錢也不談榮譽，每個月就是18元的津貼，基本是義務的。我們的主任是負責三產抓經濟，搞得挺不錯。后來三產中有10%的錢歸居委會，我們就去買凳子、買桌子，慢慢的設施齊全了。居委會后來還買了兩臺電視機，但后來居民有需要，就商量后決定送給居民用了。

我作為書記，具體負責抓精神文明這一塊。當時愛國衛生運動的熱潮掀起，每周四鈴一響，居民就會放下手中的事出來大掃除，主要是撿垃圾。那個時候，居民都很勤儉節約，也有環保的意識，垃圾并不多，小區里一共5個垃圾桶，環衛所每周來清倒一次。

衛生方面最困難的是樓道內不準擺放東西，為此我們還用三產的收入專門買了間舊房子做自行車擺放的場所。有幾戶人家始終不肯聽勸告，一直把東西放在樓道里，我們反復進行教育，想了很多辦法還是沒有用。后來，我們就改變了方法，在小區建立起了表揚和批評的機制，還貼出來讓大家都知道。居民還是要面子的，大家鄉里鄉親，都很熟悉的，被看到列在批評榜里不光榮。然后，他們就自己偷偷地把樓道的東西拿走了。

衛生方面我們一直沒出過大問題，在區里評級第一，后來上海市有評比的時候，我們又是上海市第一，被評為上海市文明小區，有很多別的社區居委會到我們這里來參觀，我心里是很自豪的。

當時我在居委會就是想著做好每件事，能幫居民的盡量幫居民，幫助他們解決了困難，他們都很感激，我也感到很開心。

在1997年的時候，我把接班人全部找好，剛開始華萍主任還不是黨員，我就幫助她入黨，教她居委會的各項工作。我和楊阿姨，生活委員等一起退休，居委會還給我們開了慶功會，我也拿到了終生文明獎，每年都有補貼，每個月能拿退休金3000左右，足夠生活的開銷了。

雖然我年紀大了，但挺開心的。我有3個女兒1個兒子，會輪流來看我，現在這么好的生活條件，應該好好珍惜啊！

楊惠芳：我是土生土長的曹楊人。原來這個地方（現在的杏楊園社區）叫“桂巷”，因為一條小河浜穿越而過（現在的曹楊環浜）又分為前桂巷和后桂巷。在當時，前后桂巷基本上大多都是同宗的親戚。后桂巷也就是現在杏楊園的曹楊三村部分，前桂巷就是現在的曹楊四村。

17歲，我進入了當時名為“申新九廠”的紡織廠做工，50年代解放以后，這家紡織廠隨著社會主義改造而改名為“國營第二十二棉紡織”。當時我們這里是農村改造成了人民公社，村里的許多人還都屬于農民，參加生產隊，耕地勞作，主要以種蔬菜為主。

1981年起，曹楊地區動遷工作開始進行，在相關部門的安排下，我們村里的人逐步搬遷到臨時房屋暫時居住。1983年造好后，我們就陸陸續續遷回。農田被征收了，不再種蔬菜了，其中有部分人被介紹到附近的單位工作，還有一部分自謀生路。

1984年，曹楊三村第五居委會組建成立，我當選為曹楊三村第五居委會的第一任居委會主任。當時三村五委的職務主要分為書記、主任、調解主任、衛生主任等。

當時城市的經濟改革起步不久，無論是國家，政府、還是居民，都不像現在那么富裕，除了新工房是嶄新的，其他幾乎是一片空白，連煤氣一開始都沒有安裝。我們居委會干部都是由退休黨員組成，有點類似現在的社區志愿者，沒有工資，只有很少的津貼。而且許多社區基本建設的資金都沒有，要靠大家自己自力更生獲得。

我們就想法設法到外面承接加工活，這在那個時候叫做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我們從嘉定南翔拉來加工大蒜和山芋的活。把農產品原料運來三村后，我們組織居民參加勞動，按照工作量提取勞務費。愿意參加的居民每人都會分配到一定數量的大蒜和山芋，領取任務，加工的活還有人驗收，不符合要求的要返工。其中，大蒜是作為罐頭產品，山芋洗滌、削皮、切片后出口至日本。除了農產品加工，我們還聯系了帆布加工活。

然后我們居委會從所有這些勞動的勞務費中提取10%作為社區建設經費，依靠這些有限的經費開始了新村建設之路。因為經費有限，所以我們做任何事情都精打細算。

我們建設自行車停車棚的時候，資金缺口很大，正好當時那些安置村民的臨時住房要拆除，我們就發動大家去拆房子，將拆下的的磚頭運回來，再購買了水泥和黃沙，請原先村里的泥水匠幫忙，然后再到建材市場上買了幾根鋼筋作為車棚的支架，一個小型的自行車棚就基本成型了。這個車棚在此之后又進行了多次擴建，才建成了現在的模樣。車棚建造完后，由于年輕人上班時車棚里自行車幾乎清空，一月一次的居民大會便常常在車棚或小區門口展開。

那個時候電訊事業并不像現在那么發達，許多居民家里不要說手機了，連固定座機電話都沒有。我們就在居委會外面修建了一處公共電話亭，每天有兩個人來值班，傳呼電話。

后來，各種會議和活動增多，社區居民都住進來以后，我們又選了一塊空地建設老年人活動室。在修建老年活動室的時候，住在二樓的居民開始怎么也不同意，甚至與前去做思想工作的居委會干部發生口角，好在在居委會的不懈努力之下，二樓終于同意了老年活動室的建設。

為了建設這些公共設施，我們花了很大的功夫到各個相關部門東奔西走辦手續辦審批。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挖掘潛力，找了一些門面房子出租，租金用來開展社區精神文明建設。我們由于各項工作開展的好，整個小區也比較新，因此也經常有外賓前來參觀。當時的曹楊一村屬于樣板新村，曹楊新村街道的外事接待集中在一村。我們曹楊三村五委是文明小區，有許多文明樓、樣板樓，也承擔了接待外賓的任務。

轉眼曹楊新村就快70歲了，作為這里曾經的居委干部，很高興參與了一段新村建設發展的歷史，而且又見證了幾十年的變化，真的對新村很有感情。我也希望自己身體能夠健康一點，再看到曹楊80歲、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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