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西文化交匯的窗口，也是中國現代新文化的中心，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斷通過上海傳入中國。上海亦是近代中國的出版中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一個以黨刊、黨報、出版社（印刷廠）為中心的無產階級出版系統在上海初步建成。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后，非常重視對宣傳和出版工作的領導，中共一大便明確了“超過十人的黨的地方委員會應設宣傳委員一人”的規定。1924年5月，中共正式成立中央宣傳部，主管黨的政治宣傳工作，宣傳部內還“特別設立一個編輯委員會”，以主持中央一切機關報的編輯工作。黨的宣傳工作的重鎮就是上海，中共中央先后在上海建立的出版發行機構有：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華興書店等，這些書店始終把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及其通俗讀物，宣傳黨的綱領和主張的書放在首位；中國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出版了大量機關刊物，如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報《勞動周刊》、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先驅》等；中共早期不斷擴大其思想理論陣地、壯大其組織隊伍、拓展其社會基礎，商務印書館、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等民營出版機構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為出版發行進步書刊的重要陣地。上海作為輿論重鎮，其影響輻射全國。

（一）《新青年》——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

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青年》編輯部、新青年社編輯部

法大馬路（今黃浦區金陵東路279號）——新青年社總經售處

1920年6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在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創建后，通過改造和創辦進步報刊，在宣傳工作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19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一份黨刊《共產黨》月刊秘密創刊,主要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概況，尤其是重點關注俄國的革命經驗；批評無政府主義和改良主義；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國情，思考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新青年》《共產黨》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兩顆璀璨的雙子星，成為引領時代轉向的風向標與時下輿論的主陣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與此同時，成立新青年社作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出版發行機構，除刊行《新青年》，也出版《勞動界》《上海伙友》等面向工人和店員的雜志，總經售處位于法租界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勞動界》和《上海伙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文化形式，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從事工人運動的良好開端。新青年社從1920年秋開始，陸續推出“新青年叢書”，書目廣告列有10種，實際付梓8種。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有：李季譯《社會主義史》，黃凌霜譯、張伯堅校《哲學問題》，惲代英譯《階級爭斗》等。

（二）又新印刷所與《共產黨宣言》

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

《共產黨宣言》是標志著馬克思主義誕生的綱領性文獻。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史上，《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出版、傳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919年秋，從日本留學歸來的陳望道，收到邵力子來函，提及《星期評論》周刊主編戴季陶擬邀請陳為該刊翻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欣然應允后，回到家鄉義烏分水塘村，“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譯了出來。”1920年5月，陳望道帶著譯稿趕赴上海。然而，《星期評論》卻被迫停刊了。《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不得不另找機構出版。當時，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號成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意蘊“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主要譯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帶來的馬列主義著作和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文獻。

1920年8月，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陳望道翻譯、陳獨秀和李漢俊校對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之后又印刷了《馬格思資本論入門》等一批革命書籍。所印一千冊《共產黨宣言》很快贈售一空。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連續印刷兩次，這在馬克思主義著作出版史上也是不多見的。之后，各地爭相翻印，不斷再版。《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在上海的出版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上最重要的理論創新，對中共早期黨組織的發起和組織、以及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三）從人民出版社到上海書店

輔德里625號（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人民出版社

振業里11號（今人民路1025號）——上海書店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加強對馬克思理論的宣傳成為黨的重要工作，開始有領導、有計劃地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根據中央局的決定，1921年9月1日，我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成立，社址位于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負責中央宣傳工作的李達親自主持出版社工作并兼任編輯、校對以及發行工作。到1922年6月底，人民出版社共出版圖書12本，有《共產黨宣言》《工錢勞動與資本》《共產黨禮拜六》《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列寧傳》《俄國共產黨黨綱》等。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一系列新書，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入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及《勞動運動史》《兩個工人談話》《太平洋會議與吾人之態度》《李卜克內西紀念》等。此外，《共產黨》月刊從第六期起亦由人民出版社負責發行工作。1923年，人民出版社與廣州《新青年》社合并。

為了繼續加強黨的宣傳工作，擴大黨的影響力，1923年11月，中國共產黨又在華界與法租界交界處的民國路振業里11號成立了第二個出版發行機構——上海書店，專門經銷黨的報刊和馬克思主義著作等革命書刊。出版發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如《向導》周刊、《新青年》季刊、《前鋒》月刊以及共青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周刊等是上海書店的主要任務。為了滿足日益增大的市場需求，上海書店還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并在國內外建立了龐大的銷售發行網，特別是在一些重要城市都建立了相關機構，如長沙文化書社、南昌明星書店、廣州國光書店等，甚至在海參崴、巴黎等地都成立代售處，形成了一個跨越重要省區城市和連接國際大都市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組織和革命書報的”發行網絡。上海書店曾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并陸續出版包括瞿秋白的《社會科學講義》《社會科學概論》《國外游記匯刊》《新社會觀》，惲代英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平民千字課》，施存統的《世界勞工運動史》，李求實的《革命歌聲》，楊明齋的《評中西文化觀》等。此外，上海書店還陸續推出《將來之婦女》《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淺說》《關稅問題與特別會議》《青年工人問題》《顯微鏡下的醒獅派》等六種“中國青年社叢書”，《不平等條約》《中國關稅問題》《反戴季陶的國民觀》《論北伐》等四種“向導叢書”，合計逾三十種。從1923年成立到1926年遭封閉，上海書店發行了大量黨的刊物和進步書籍、。

（四）商務印書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鎮

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舊址（今河南中路211號）

商務印書館遺址（今寶山路499弄）

陳云領導店員罷工地舊址（今四川北路856號）

1897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立，是近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以其知名度不僅拓展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時黨團書刊出版的發行渠道，而且其本身也是黨內文件、書刊的流通機關，同時兼為秘密組織聯絡功能；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大批共產黨人的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商務印書館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個開展革命工作與政治傳播的空間，成為上海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機構。

1919—1922年間，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商務印書館在不足4年的時間里出版20種以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是同期出版此類書籍最多的出版機構。從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商務印書館相繼推出了施存統譯《馬克思學說概要》和《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太樸譯《進化論》、祁森煥譯《婦人和社會主義》、夏丏尊和李繼楨譯《社會主義與進化論》等十種書籍，封面中間有地球圖案，上標“新時代叢書”五字，緊握的雙手象征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同時，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書刊的宣傳出版，為早期黨團員的自主編譯提供了小環境的暢通。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早期黨團員的著譯，有瞿秋白《新俄國游記》（原名《餓鄉紀程》，1922年）《赤都心史》（1924年）。商務出版的馬克思研究叢書，如陳溥賢翻譯的考茨基的名著《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此外，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大量有關反映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各類書籍。1924年4月出版的《接收青島紀念寫真》反映了1922年12月10日我國收回青島主權的經過。此外，商務印書館的期刊如《東方雜志》《小說月報》《學生雜志》《教育雜志》《婦女雜志》等都刊載過數量不等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瞿秋白在《東方雜志》《小說月報》上發表了《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李寧（即列寧）與社會主義》等文章。五卅慘案發生后，《東方雜志》除了編印臨時增刊外，還在22卷13期系統地分欄刊登了反映“五卅”事件全過程的新聞照片45幅。

（五）從《布爾塞維克》到《紅旗》《紅旗日報》《紅旗周報》

愚園路亨昌里418號（今愚園路1376弄34號）——《布爾塞維克》編輯部

東百老匯路（今東大名路1180號）——《紅旗》三日刊秘密印刷所遺址

仁基印刷所（今臨平路9號）——《紅旗日報》印刷所遺址

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號）——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舊址

“八七”會議后，中央機關遷往上海，決定成立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定名《布爾塞維克》，由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五人組成編輯委員會，瞿秋白任編輯委員會主任兼總編輯，鄭超麟從事編輯部的具體工作。《布爾塞維克》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與政策，及時提出黨的革命任務與斗爭策略，在土地革命時期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先為周刊，從第20期起改為半月刊或十日刊，從第29期起改為月刊，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被迫停刊，歷時近五年，出版52期。

1928年11月20日，《紅旗》在上海創刊，初為周報，后改為三日報，由羅綺園任主編。1至4期為16開本，5至23期為32開本，24至126期為8開本。1930年8月2日停刊，共出版126期。第40期起《紅旗》確定為全國政治機關報，它代表黨分析全國的政治事變，指出全國革命總的人物和全國革命運動的策略，解答群眾中所發生的問題。《紅旗》分社論、轉載、國內消息、國際消息、問題與回答、短斧頭（政治諷刺）等欄，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共產國際決議案及給黨中央的信，中共中央的各種報告、宣言、決議案，各省委給中央的信，各地政治經濟狀況，各地反軍閥和國民黨斗爭的情況，工人得生活狀況及罷工情況，革命根據地的群眾生活情況，中國工農紅軍的發展情況，蘇聯的工農生活情況，國際革命運動的情況等等。

1930年8月15日，《紅旗》與中共中央宣傳部秘密出版、公開發行的《上海報》（1929年4月17日創刊，李求實主編）合并改組為《紅旗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秘密出版。《紅旗日報》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誕生出版，受到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當局的合力破壞，封閉承印機關3次以上。1930年9月，《紅旗日報》被迫遷至上海市外。1931年3月9日，《紅旗日報》改為《紅旗周報》，并恢復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秘密出版，張聞天為主編。1933年8月31日，從中央蘇區出版第59期起，又改稱《紅旗》，為半月刊。1934年3月1日終刊，共出版64期。

（六）從《生活》周刊、生活書店到三聯書店——革命的文化堡壘

重慶南路205弄54號韜奮舊居（1930-1936）

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由黃炎培創辦于上海，初為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機關報。第1卷由王志莘任主編，1926年10月第2卷起，鄒韜奮接辦《生活》周刊。九·一八事變后，《生活》周刊積極宣傳“抗日救國、共赴國難”的主張，倡言民主自主，呼吁國民奮起抗日，挽救民族危亡，逐漸演變為新聞評述性質的周刊。1932年7月，《生活》周刊被國民黨政府以“思想偏激、毀謗黨國”為由部分查禁。1930年9月，《生活》周刊社成立書報代辦部，考慮到刊物隨時被扼殺，遂在1932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生活書店。同年11月，生活書店又與《生活》周刊社分開，從環龍路遷到法租界的陶爾斐斯路42號（后遷至霞飛路五九三號桃源坊、福州路384弄復興里4號），掛出了“生活書店”的招牌。1933年7月，《生活》周刊被禁止全國郵寄，鄒韜奮被迫流亡海外。同年12月16日被國民黨查封，出至第8卷50期停刊。

全面抗戰爆發后，鄒韜奮一出獄即全力投入抗日救國運動。“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鄒韜奮僅用5天時間創辦了《抗戰》三日刊，次年7月，與柳湜主編的《全民》周刊合并為《全民抗戰》。他還領導生活書店員工，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抗戰總方針，積極開展出版工作，出版了大量宣傳抗戰的書刊，許多青年正在這些刊物的影響下紛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戰勝利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徐伯昕等花了30兩黃金頂下呂班路(今重慶南路)6號作生活書店門市部，于1945年10月10日復業。17年間，生活書店共出版《生活》《新生》《世界知識》《譯文》《全民抗戰》《文藝陣地》《理論與實踐》等期刊30多種；圖書1200多種﹐其中既有《反杜林論》《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雇傭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價值、價格與利潤》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又有胡繩的《新哲學人生觀》﹑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等哲學社會科學論著。這些出版物在知識界、青年學生和廣大讀者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廣泛傳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傳播進步文化和科學知識，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1948年10月26日，為了集中力量加強出版工作以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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